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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明朝经济最兴盛的时期,永乐年间无疑是代表。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,无论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,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在政治上,他基本结束了藩王割据,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;在文化上,他主持编纂了《永乐大典》,使中国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传播。
而在经济领域,最让人津津乐道的,当属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。尤其有趣的是,在第五次下西洋时,郑和从海外带回了两只“麒麟”,送给朱棣时让皇帝喜出望外。然而,当今博物馆展出的麒麟画像,却常常让现代人忍俊不禁——原来所谓的“麒麟”,其实就是长颈鹿。
展开剩余84%为什么郑和带回的麒麟如此特别?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呢?
朱元璋在统一中国后,以明教理念为基础,建立了大明帝国。在他三十一年的统治中,下过“片板不得入海”的命令,并在东南沿海严格执行。很多人因此批评他闭关锁国、不懂经济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朱元璋深谙经济之道,这条法令仅限制民间船只出海,却允许官方船只进行对外贸易。他仿效唐朝,创立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:海外国家可前来进贡香料、象牙等特产,而中央则以皇帝名义回赠丝绸、瓷器等中国特产。表面上是进贡,实际上本质是贸易,只是国家掌控,民间不得私下与外国交易。
洪武年间,国内尚不稳定,官方与海外贸易较少。到了朱棣即位后,朝贡贸易逐渐兴盛。朱允炆继位不久,北方燕王朱棣发动靖难,攻入南京后皇宫大火吞噬了皇帝的踪迹,朱棣遂登基,定年号为永乐。
永乐年间,国内因朱棣擅长用兵而保持和平,北方蒙古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朱棣还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,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。他发现,国外香料、沉香、动物制品在京城贵族间非常受欢迎,销售这些特产不仅丰富了国库,也充实了自己的“小金库”。于是,他决定派船远航南洋,与更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联系,以获取财富。
由此,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的壮丽篇章开启。表面上,出海的理由是寻找太上皇朱允炆,但真正目的无疑是推动对外贸易。数百艘宝船浩浩荡荡驶向南洋,每到之处,海盗闻风丧胆。郑和舰队保障了安全的航道,使得东南亚国家敢于来华贸易,海上商业因此更加繁荣。
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益惊人:黄金约72万两,白银1276万两。对比之下,张居正改革增收约400万两白银,清朝雍正新政增收约360万两白银,可见海上贸易的利润之高。正是这些财富,使朱棣得以远征蒙古五次、修撰《永乐大典》,迁都北京并修筑紫禁城。
在第七次下西洋时,郑和航至东非地区,如今的肯尼亚沿海。当时当地村落简陋,居民用草屋为家,生活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。郑和会见部落酋长,宣读大明诏书,部落酋长虽无法派船来华,但愿赠送礼物以示敬意。
令郑和和随行人员大吃一惊的,是其中一种怪异动物:龙角、黄鳞、蛇身、兽肢,与中国传说中的麒麟颇为相似。郑和将它带回中国,还带回了懂得照顾它的肯尼亚姑娘。朱棣得知后欣喜若狂,视其为祥瑞之物,派画师绘制画像,如今仍在博物馆中珍藏。
实际上,这所谓的麒麟只是长颈鹿:“龙角”是长颈鹿的角,“蛇身”是其修长的脖子。虽然现代人看来颇为滑稽,但在当时的明朝,这是前所未见的珍奇动物。朱棣乐得不已,把长颈鹿安置在皇宫园中,借此彰显自己的祥瑞和皇权合法性。可惜,这些长颈鹿不适应潮湿气候,很快病逝,而随行的非洲姑娘也被放逐出宫。
郑和带回长颈鹿不仅仅是逗皇帝开心,更证明了十五世纪的中国拥有航海能力,甚至比欧洲提前一百多年到达非洲。郑和航行于非洲沿岸后,认为此地为海洋尽头,遂将重心转向贸易更活跃的东南亚和中东。第七次下西洋途中,郑和染病去世,此后明朝再未派船远航。
虽然海上贸易利润巨大,但因这些财富多归国库与皇帝个人,朝廷官员并无好处。朱棣之后的皇帝欲效仿郑和,多被官员以“劳民伤财”“忘本”为由阻止。民间虽尝试走私,但官船不再护航,海盗横行,中国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也随之瓦解。东南亚逐渐崛起为中间商,向欧洲出口中国货品,利润逐渐被削减。
郑和带长颈鹿回国,看似一则笑话,却昭示了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海洋强国地位。它证明,在明代,中国的封建制度尚未完全闭塞,海洋贸易曾为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和影响力。历史的发展虽有先后,但中国海洋文明的这一页,依然值得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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